2002年到2012年10年间，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之上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这种增长方式已经日渐疲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升级转型成为突破这一窘境的唯一出路。
人口红利逐渐消逝
从2010年开始，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的地位似乎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用工单位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去“屈膝卑躬”地四处找工人了。
首先出现“用工荒”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一年的2月20日，东莞市最大的人才市场——智通人才举行春节后的首场招聘会。200余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岗位4000多个，却仅仅吸引了2000余人进场求职。
对此，东莞泰富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文彪深有感触。他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曾指出，金融危机发生后，东莞市工人工资是在以20%的速度递增。2011年普工的工资都普遍达到了2200元—2300元。即使这样，泰富也无法招到满额的员工。
随后，“用工荒”不断蔓延，从技工到普工，从沿海到内陆。
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第三季度，郑州市职业介绍中心召开了45期定期招聘会及日常前台委托招聘求职等，共接待招聘企业3592家，提供招聘岗位106698个，岗位数同比增长了131.9%，环比增长了20.79%，与需求持续迅猛增长相反，本季度进入市场登记求职的求职者共33852人次，求职人数同比下降了23.6%。
这些现象显示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逝了。
所谓的人口红利并不难理解。在一国人口结构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中，要经历3个阶段：第一阶段，总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重;第二阶段，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轻;第三阶段，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社会抚养负担变重。第一阶段已过去，而第三阶段尚未来临时，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就形成了“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既然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也就注定终有消失的时候。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约1%，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就将不再下降。也就是说，2013年或2015年前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消失了。
“第六次人口普查”也印证了蔡昉的观点。数据显示，我国15—64岁劳动力总量从2010年开始下降;而20—29岁青壮年队伍10年前便已开始减员，至今减幅近15%。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
痛苦的企业主
人口红利悄悄地来了，现如今又悄悄地走了，只留下企业主们两行痛苦的眼泪。
招工难成为了套在中国企业头上的紧箍咒。金融危机时，被迫离职的大多数是普工，企业一般选择裁减非核心工人，保留熟练工人和中层干部。而今，大多数企业只好面临普工稀缺的难题。农民工们变得异常挑剔，不轻易应聘。企业手拿多份订单却无法开工，导致有些企业有了订单也不敢接。
对压力感受最深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广州市劳动部门调查显示，近两三年来，广州八成左右的企业存在招工难。番禺一家制衣厂设计可容纳2000人的生产线，实际平均在岗工人仅300人;增城有家刺绣厂员工不断流失，用工从高峰期的1200人降至现在的不足400人，严重制约产能;一些原来超大型的鞋厂、玩具厂，开始向内地迁移。
招工难也导致了工人工资的不断高升，生产成本被大幅度拉高。2010年一年的时间，全国已有27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22%，部分省份涨幅超过30%。除了工资之外，企业还必须要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待遇。例如，每月的休息时间，提高饭费补助等。
人力成本的提高又间接地减少了企业的订单数量，外贸企业陷入了恶性循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逼近，这种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中信建投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春指出，从2008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成本为0.86-0.94美元/小时，远高于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竞争对手;而内陆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为0.50-0.80美元/小时，大致与印度相当。
一直眼热“中国制造”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抢食中国企业的订单。2010年9月，斯里兰卡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使斯里兰卡有机会吸引寻求低成本替代生产基地的外国企业。
东莞市外经贸局的信息显示，受欧美市场低迷影响，2011年东莞企业订单平均下降15%至20%，预计2012年出口订单持平和下降的企业超过7成。而且，由于成本上升的原因，相当部分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订单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如某著名品牌运动鞋的全球生产订单布局，2010年越南首次取代中国成为其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其在东莞最大的代工企业去年出口就同比下降超过17%，而且降幅逐月扩大。
受此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接二连三的出现了大批企业倒闭的现象，其中不乏具备一定规模的中型企业。2011年，全国工商联对17省市中小企业进行的大调研显示，当时中小企业生存非常艰难，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
当然，企业倒闭潮的原因不仅仅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逝，我国的企业还面临着融资难、生产要素成本飙高、人民币贬值和外需市场萎靡的多重压力。为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中国高层提出了工业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大幕开启
2012年1月18日，国务院印发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下发后，各地风闻而动，纷纷出台了各自的转型升级规划，并逐步付之于实践，转型升级大业一触即发。
拥有“中国模具之乡”名声的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发改局副局长牟建江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为促进模具产业的升级转型，黄岩区接连发布了《关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政策意见》，《台州市黄岩区模具行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文件来促进模具行业的发展。
黄岩是“模具之乡”，但第一副模具出自作坊式小企业，整个产业的发展存在低、小、散缺点，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竞争力都比较弱。为此，黄岩区开始有意引导模具产业的聚集化。2002年黄岩区修建了黄岩西城模具城;2004年修建的黄岩经济开发区;2009年，为了强化模具产业土地保障，拓展发展空间，黄岩区有重点推进经济开发区西拓工程，即2300亩的中国(黄岩)模具新城。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的黄岩模具产业，早已呈现集聚化发展态势，块状经济特征明显。在众多模具企业中，近2000家集中在主城区的西城及经济开发区西区共10平方公里区域内。其中西城最为集中，模具企业和加工点数量超过1000家。有专家评论称，集聚的好处，一是利于调整产业梯度和企业布局，二是便于提供公共服务，既有“大气”，又有“和气”。
除了产业聚集之外，黄岩区还在下一盘“大棋”：推进模具公共平台建设。在模具产业布局中，“一中心”即中国黄岩模具博览中心，其中一个功能区块就是公共服务平台，包括研发、检测、培训、展示、信息五大中心，以更好地服务企业。
作为公共服务平台的组成部分，黄岩区模塑工业设计基地正积极开展创建省级特色工业设计示范基地试点工作。在现有模塑设计单位的基础上，该基地将引进国内外高端专业设计机构、大专院校模具设计分部和模具检测中心、快速成型中心、原料分析中心等。
黄岩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今年1至8月，全区模具行业规模上企业产值同比平均增幅达14.1%，远高于全区6.4%的经济增速。在全国模具行业总体萎缩的情况下，黄岩模具产业一路上扬。
牟建江表示，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之下，黄岩区模具产业的升级转型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方面，黄岩区加快了黄岩模具行业数字化进程。至2011年，黄岩区模具行业装备数控化率达80%，整个行业全年产值近125亿元。在装备上，行业整体达到东南亚先进水平。2003年至2011年，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技术委员会共推荐352副模具为国家级新产品，其中黄岩区有164副，占被推荐模具总数的46.6%。黄岩模具开始从手工作业时代迈向数字化时代。
另一方面，黄岩区模具产业加快了自主研发的进程。 “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公布的2012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立项计划中，黄岩区7个项目入选，创下立项数全市最多、获资助经费总额全市最多、单个项目受资助额全省最多的‘三多’。这表明黄岩已有一批企业由小到大，成为区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小巨人’，成为黄岩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牟建生的脸上难掩自豪之情。
黄岩的成就辉煌，今后的瓶颈也很多。牟建生指出，现如今黄岩模具产业面临着4大难题。一是企业用地需求迫切，用地指标欠缺;二是专业人才紧缺，人才引进遭遇瓶颈。三是管理机制欠规范，应对能力需提升。四是龙头企业缺乏，品牌建设意识薄弱。
黄岩区遇到的瓶颈是全国转型升级大业中的普遍问题。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中国的制造业必须以德国人为榜样。德国之所以在这次经济、金融危机当中能独善其身，一直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德国人认真、严谨、精细的文化传统贯彻到制造业的全过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同时坚持国家有效的宏观干预和调控;以大企业为龙头，同时对小企业实行切切实实的扶植政策;有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要想推进中国的产业升级，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农民工不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基础之上;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工人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劳资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很大。
“中国必须要坚持制造业为主导，它是中国的脊梁，同时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找准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方向。”吕政指出，关于转型升级的技术来源问题，中国的技术来源重点现在主要不是来自于原始创新，而是来自于学习消化吸收再创新，对引进技术的集成再创新。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结合中国的市场和产业组织方式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